威尔·杜兰（WillDurant，1885－1981）对于中国读者，既是一个熟人，又是一个陌生人。在20世纪20－40年代，他是一个熟人；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他反倒成了一个陌生人。
W．Durant究竟有何等能耐，值得我们为之强力推介？
他是著名通俗哲学著作《哲学的故事》（The Story of Philosophy，1926）的作者，不到30年内，这书卖出200多万册，并被译成多国文字。也许你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书卖出的册数还比不上赵忠祥、王朔的书；至于被译成多国文字，多找几个外国朋友帮忙，也不是完全做不到。
他是11卷巨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1935－1975）的作者，这书耗去了他及其妻子超过40年的光阴。也许你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写一部《世界文明史》，完全不需40年；这老头速度太慢了，效率太低了，不说十一卷，就是一百一十卷，也完全可以在一、二年里完成，只要组织好上千人的写作班子就行。
他是美国权威的普利策大奖（Pulitzer Prize）的获得者，这奖项自1917年起每年颁发一次，据《不列颠百科全书》说，它“极为人们珍视”，美国著名作家房龙（Hendrik Willem VanLoon）亦是获得此奖的一人。也许你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各种奖项太多了，随便弄弄就能得一个什么奖；再说那普利策奖在中国也不时兴。
他是最为著名的通俗哲学与通俗历史作家（the best known writer of popular philosophy and history），他撰写的《世界文明史》被称为“二十世纪之《史记》”、“二十世纪之《汉书》”。也许你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通俗作品登不了大雅之堂，中国的哲学教授就看不起通俗哲学，中国的史学教授就看不起通俗历史；反过来，他若只写通俗作品，他也当不了教授，成不了名家。
早在1927年1月，即W．Durant《哲学的故事》一书出版的第二年，张岱年先生之长兄张崧年先生就把这部书及其作品介绍到中国，他称W．Durant这部书“确是一部好书”，“真是看着有不能释手之慨”。他又谈到W．Durant，说他的文章最“善于用比喻，说论又常常多含蓄”，“诙谐得俏”、“颇有不少的隽语”。他这样评介W．Durant： 像杜兰那个人，真想不到他会写出恁么一本著作，写得恁么栩栩有生气。寻常哲学书，特别哲学概论哲学教本总是死的。他这本书，算作活了。……譬如拿卫伯──培黎的哲学史与它比，简直就一点没了颜色。
以上内容来自张老先生1927年1月8日写给当时的《晨报副刊》主编瞿世英（菊农）先生的信，这封信被以《介绍杜兰著哲学故事》为题，发表在1927年1月20日出版的《晨报副刊》第1509号上。文末附有“菊农附记”，表达瞿先生对W．Durant著作的意见。瞿先生虽觉得W．Durant此书“还不能算是顶好的书”，但他还是不断提到该书的“好处”： 杜兰这本书是近来出版界销数最多的一本书。约翰马西（John Macy）说这正是他四十四年以来各处搜求的一本书。杜威也说这是一本很有用很可以读的书。还有人拿杜兰的文章与杰姆士相比。近半年来的杂志上，恭维这本书的真不少。
瞿先生说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买到了这本书，并读完了。
到了1928年，谢颂羔先生就把W．Durant的《哲学的故事》译成中文了，这恐怕是W．Durant该书的最早中文译本。有两个版本。一名《西洋哲学ABC》（入ABC丛书），署“谢颂羔著”，实乃据W．Durant《哲学的故事》一书有关伊壁鸠鲁、培根、斯宾塞、伏尔泰、康德、黑格尔等章节编译。全书共10章，上海世界书局1928年7月初版，1929年3月再版。另一名《西洋哲学家的研究》，署“【美】杜兰（W．J．Durant）著，谢颂羔编译”，上海广学会1928年初版，1933年增订再版。全书介绍从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到罗素、桑塔亚那、杜威等哲学家之生平、学说，凡28位。谢颂羔之后，另有1929年7月的詹文浒译本、1930年6月的杨荫鸿、杨荫渭合译本以及1991年5月的朱安、武国强、周兴亚等合译本，1997年11月的金发?等人译本。
值得注意的是，张东荪先生于1929年6月19日为詹文浒译就的W·Durant的《近代欧美哲学家》作序。“张序”直接提到“学哲学的人的责任”，认为这责任即是将艰深而使人生厌的哲学通俗化、将十分干燥无味的哲学弄得“浅显明了，活泼轻松”。“张序”认为美国W．Durant著《哲学的故事》即是在履行这一职责。这是一件“不十分容易”的工作，但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事有两个好处：第一是哲学之通俗化；第二是世俗之哲学化。前者容易明白，后者须待解释。我以为使哲学而为通俗，其目的却就在使世俗而变为哲学化。……于是便可恍然大悟，哲学不是离我们很远的东西，乃就是天天跟着我们在一起的东西。
20世纪40年代，中国读书界偶尔还提及W．Durant。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出版物中很少再见到W．Du?rant之名。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情况依旧。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读书界重新掀起了“威尔·杜兰热”。这一“热”较之20、30年代毫不逊色。其标志就是威尔·杜兰平生最辉煌的巨制《世界文明史》内地简体字版的推出。
从1998年年末开始，Durant“火爆”中国。巨著《世界文明史》登陆中国，是20世纪末W．Durant“火爆”中国之源。
《世界文明史》始版于1935年，完成于1975年，耗时整40年。
内地中文文献中介绍此书的较早文字，见于《哲学的故事》“杨译本”之重印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的“出版说明”。这份写于1987年1月的“出版说明”，对W．Durant及其《世界文明史》有较系统的介绍： 美国学者威尔·杜兰（Will Durant）是世界著名的哲学史家和文化史家。……他一生著作很多，卷帙浩繁，其中以《哲学史话》和《世界文明史》最为著名。……在此之后，杜兰周游世界，先后到过亚洲与欧洲的许多国家，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典籍与传统，搜索了大量的素材，开始撰写他的巨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这部巨著为16开本共有十卷，总计有一万多页，超过一千万字。第一卷于1935年出版，第十卷完成于1967年，前后长达三十二年之久。杜兰及其夫人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人类文明史的研究，他的著作的出版引起了各国学者的高度评价和尊重。他的《世界文明史》先后被译成法、德、西、葡、日、中等多种文字。杜兰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
在“出版说明”介绍《世界文明史》11年后，《世界文明史》中译本终于在中国内地登陆。
迄今为止，见到两种中文版本的《世界文明史》：一，是台湾幼狮文化公司推出的繁体竖排本；二，是东方出版社于1998年隆重推出的16开豪华精装本、1999年推出的32开平装本。值得注意的是，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为内地版《世界文明史》作序，这与该书的身份相得益彰。
书一面世，立即洛阳纸贵，好评如潮。先后有《光明日报》、《文汇报》、《新闻出版报》、《中国文化报》、《中国青年报》、《文汇读书周报》等国内大报予以肯定，季羡林、汤一介、吴元迈等大学者对此作予以盛赞。
世界文明史的写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以文明为中心，全面地反映各个时期的文明的成就与局限，注重资料的完备与更新；一种是以创造文明的人为中心，细致地展现文明创造的过程，并在其中贯穿作者的历史理念与人生思考。前一种写法往往需要多人的通力合作，拉尔夫等人的《世界文明史》可谓其代表；后一种写法则更适宜于个人的著述，威尔·杜兰夫妇的同名著作不失为
其一成功之范例。
威尔·杜兰夫妇的这部《世界文明史》主要是以历
史上特定的个性、特定的人物为中心来展开的。仅从各卷的命名，就可以约略看出这一特征：全书11卷中，有5卷是以人名来作为时代的标识的。有论者以为这样来结构全书未免挂一漏万，失之偏颇，并以为这是该书的一大缺陷。殊不知这正是作者之匠心独运之处。任何一个时代，文明的成就当然都是多方面的，很难用某一个方面的成就来概括其余，更遑论以一人来总揽了，但我们同时应该承认，一个时代的气氛、精神集中地体现在某一个领域和某一个人身上是完全有可能的。在罗马时代，最为重要的事件是基督教的诞生及其与罗马帝国的碰撞与融合，以“恺撒与基督”来命名该卷正是抓住了这一历史线索；在启蒙时代，伏尔泰体现了理性、宽容、正直等思想，在世时即被誉为欧洲的良心，卢梭则代表了情感、自由、平等等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又有什么比他们两人更能形象地揭示这一时代精神之一体两面呢？当然，重要的不在于这种对时代的外在命名与标识，而在于它体现了一种对历史的独特的观照与理解。我们看到，正是这种贯穿全书整个叙述的独特观照与理解赋予了历史以鲜活的生命，它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个心智开阔的原野，那儿有无数的圣哲、政治家、发明家、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在生活创造、起伏浮沉、喜怒哀乐、生死歌哭，而我们也随着作者动人的叙述一同去经历去感受这一切。
作者对历史人物的审视是客观而公正的，他并不粉饰什么，也不遮掩什么。历史人物的重要行迹他都真实地记录了下来，展示了人物的多个侧面。这样描写出来的历史人物是多姿多彩、真实可信的。还有，该书对人物的一些具体活动的描写和性格的刻划也是生动传神的。好的史书往往给后人留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威尔·杜兰夫妇的这部书当亦属此列。
作者在展开人物活动的过程中展示了文明的成就，而在对文明成就的展示中也渗透了对文明的理解与思考。一般的史学家喜欢用“进步”这一概念来评价历史。但对“进步”的理解是各有不同的，在本书作者的心目中，“进步”意味着人类对生活环境的控制能力的提高，意味着对历史遗产的不断增加、保存、传送与利用。作者并没有简单地运用“进步”这一概念来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作出非此即彼的结论。他看到了历史纷繁复杂性，看到万事万物是一个整体，往往互相效力，互相促成，它们的地位和作用要在许多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所以，在本书中，民族的演变、国家的战争、教派的纠纷、经济的浮沉、思潮的涨落、文学的行进、艺术的变迁，这一切都是在整体中得到条理明晰的勾勒，也是在整体中得到其位置和评价。简单的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历史上的暴君并非是天生的，它也可能是促成后来某一太平盛世的重要因素。英国都铎王朝女王从宽厚的玛丽变成血腥的玛丽就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她也有其迫不得已之隐衷。其他如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冲突、新教与天主教的冲突、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冲突、基督教与启蒙运动的冲突，诸如此类的复杂事件就更难简单地说孰是孰非、孰长孰短了。这样，作者常常在卷末以多方论辩的方式来作结，让论辩的各方都有平等的发言机会，充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论辩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如《宗教改革》一卷就虚拟了新教、天主教和人文主义者的论辩，从而指出，近代心灵的真正问题存在于基督教和启蒙运动之间、信仰和理性之间，新教与天主教对教义和教规之不同解释只是其枝节；宗教改革的最大贡献也并不在于它建立了纯正的信仰，而在于它提供了信仰上的竞争。这些看似是历史人物之对话，实际上都是作者从今天的高度对历史所作的整体思考与评价，而且常常能拨云见日、一语中的。
W．Durant已成故人，但修订完了的豪华本《世界文明史》又将面世。W．Durant和这部皇皇巨制又将被读书界如何接受呢？
21世纪的开端，能与隽永智慧的人类文明的回忆相伴，无论如何是一件快乐的事。
（《世界文明史》，东方出版社出版）
